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一边痛骂着快餐是“垃圾食品”，一边又忍不住在深夜点开那个熟悉的黄色拱门或红色叔叔的图标？最近翻看一本老书——保罗·福塞尔1983年出版的《格调》，里面有一段关于麦当劳和美国人体重的描述，简直像一把手术刀，剖开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饮食选择背后，那些隐秘的社会密码。这本书写于近四十年前，但今天读来，却让人脊背发凉：我们以为自己在自由地选择食物，其实可能早已被看不见的阶层之手所塑造。
福塞尔在书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体重，在美国社会，成了一个无声的阶层标识。他观察到，62%的美国人体重超重，而身材苗条，几乎是上方四个阶层心照不宣的共同目标。中产阶级为了保持体形，需要与基因里对碳水化合物的渴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因为他们大多从事案牍工作，消耗有限。而真正被“催肥”的，是广大的贫民阶层。速食品和啤酒，被他列为两大“元凶”。更深刻的是，他点出了一种“焦虑性暴食”——源于对社会地位可能下滑的持续不安，这种心态在上层贫民中尤其显著。
这不禁让我们把目光拉回二战后的美国。那是一个经济狂飙、消费主义崛起的黄金时代。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连锁快餐帝国，正是在那时奠定了基石。它们承诺着标准化、快速、廉价和“家庭友好”的餐饮体验。对于在工业化流水线上忙碌的工人家庭、对于正在向郊区迁移的中下层白领来说，这种模式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不用花费太多金钱和时间，就能让全家饱餐一顿，甚至被包装成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福塞尔笔下描绘的那幅画面极具讽刺：“贫民阶层将肥胖自圆其说成稳定的周薪和有能力经常外出用餐的结果，甚至把‘外出吃早餐’也当作合情合理的举动。” 他们将快餐消费内化为一种“经济能力”和“生活情趣”的象征，却未曾察觉，这恰恰暴露了他们在文化资本和时间支配上的局限性。他们对电视广告里欢快家庭餐画面的“迅速反应”，在福塞尔看来，正是其生活水平和文化视野限制下的必然选择。
他引用的那段对特定移民后代的描写，虽然带着文学化的刻薄，却勾勒出一种被工业化食物重塑的身体形态：“一代又一代，这些家庭的成员慢慢吃成了美国人。如今他们全都身材相仿：同样宽大的臀部、同样的大肚腩、同样的火鸡式松垂下巴和抹香鲸似的躯干、同样看不见脖子……” 这描述的不再是基因，而是一种被特定饮食模式批量生产出来的“身体”。快餐，在这里不仅仅是热量来源，更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塑造工具。
将时空转换到今天的中国，我们是否也正在经历一场类似的、甚至更为复杂的“身体塑造”？肯德基、麦当劳早已不是“高档西餐”的代名词，它们深入大街小巷，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板。它们推出了粥、油条、米饭，努力地“本土化”，试图融入我们的三餐。与此同时，我们的城市里肥胖率、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也在悄然攀升。我们是否也陷入了一种“快餐化”的生活节奏？——工作时间长、通勤耗时、育儿压力大，使得自己烹饪一顿营养均衡的饭菜，变得越来越像一种奢侈。于是，外卖APP上的各类快餐、速食，成了无数打工人的生命线。我们一边在社交媒体上追捧轻食沙拉和健身博主，一边在加班深夜用高油高糖的外卖慰藉疲惫的身心。
这种分裂，或许正是当代“新中产”或“城市贫民”的写照。我们拥有了比父辈更多的信息，知道什么是好的营养结构，向往着“苗条”、“健康”、“自律”这些属于文化上层所推崇的符号。我们愿意为一杯精品手冲咖啡支付三十元，因为这代表着品味；我们热衷于在朋友圈晒出健身房打卡照，因为这象征着积极的生活态度。然而，现实的生活压力，又常常将我们拖回那个依赖便捷、高热量食物的境地。我们的“焦虑性暴食”，可能不再仅仅源于福塞尔所说的“对社会地位下降的恐惧”，更源于对工作绩效的焦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个人时间被极度压缩的无力感。食物，成了最容易获取、也最直接的安慰剂。
那么，指责快餐是唯一的“垃圾食品”源头，公平吗？或许并不全然。真正的“垃圾”，可能更在于一种被迫的、无选择的饮食模式。当一个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通勤两小时，他/她还有多少精力和时间去菜市场挑选新鲜食材，再花一小时烹饪？当一份健康的轻食外卖价格高达四五十元，而一份汉堡套餐只需三十元还能免配送费时，经济账本会替很多人做出选择。快餐企业提供了适应这种高节奏、低成本生活需求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个解决方案在营养学上可能并不完美。
所以，问题或许应该从“肯德基麦当劳是不是垃圾食品”，转变为：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对“快餐”的庞大需求？又是什么样的文化叙事，让我们将“经常外出用餐”与“生活品质”划上等号？福塞尔的《格调》提醒我们，消费选择从来不只是个人口味问题，它深深地嵌入在社会阶层、经济状况、时间分配和文化资本的复杂网络之中。
今天，我们看到了与上世纪美国不同的景象。健康饮食成为新的阶层标识之一。吃有机蔬菜、牛油果、藜麦，拥有私人健身教练，意味着你不仅有钱，还有闲，并且掌握了最新的健康知识——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文化资本。而依赖高油高盐外卖、含糖饮料的饮食模式，则可能暗示着一个人在时间和经济资源上的双重窘迫。阶层分化，从身体的形态上，依然在延续，只是换了一套更隐蔽、更“科学”的话语体系。
因此，当我们下一次下意识地点开外卖软件，或者走过快餐店明亮的橱窗时，或许可以停顿一秒，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此刻的选择，是出于真正的饥饿和喜好，还是出于时间紧迫的无奈？是享受一种简单的快乐，还是在重复一种被环境塑造的习惯？我们无法完全脱离时代和环境的洪流，但多一点觉察，或许就能在“被塑造”的过程中，为自己争取多一点点的主动权。
食物的选择，最终映照的是我们生活的模样。对抗“垃圾食品”的标签，或许不仅仅需要科普营养知识，更需要我们去审视和改善那催生“垃圾食品”需求的、“垃圾”般忙碌而失衡的生活本身。当社会能为更多人提供从容烹饪、安心吃饭的时间和空间时，当健康新鲜的食物不再是高昂的奢侈品时，关于“垃圾食品”的争论，才会有一个更坚实的落脚点。否则，任何单纯的道德指责，都显得苍白而隔靴搔痒。我们批判的，不应只是盘中的食物，更应是那让许多人别无选择、只能奔向快餐的，生活的仓促与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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